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，进入21世纪，中国建设的根本问题依然是农民问题。思考一切重大的社会问题，必须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。我国“农村贫困、农业发展滞后、农民增收缓慢”，要解决困扰我们的“三农”问题，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小康目标，关键要减少农民。近年来，我国农村出现了农业增产不增收、农民收入增长过慢的问题。造成这种状况的因素固然是多方面的，但农村劳动力过多，人均支配的土地资源少，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无疑是根本原因。
　　宁波市自改革开放以来，农民收入有了很大提高，人均纯收入从1982年353元增加到2003的6140元。但农村发展不平衡、农民收入不平衡的状况客观存在，要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小康目标、在2020年提前实现现代化，必须进一步在减少农民、推进农民市民化问题下功夫。
　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，推进农民市民化，加快让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，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亟待研究解决的重大课题，从当前的实际情况看，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障碍：
　　一是认识误区。由于在建国之初，从制度上确定了农民与市民在身份上有所区别，因而长期以来，人们思想观念上受城乡对立，体制上受城乡分治的影响，对农村城市化和农民市民化问题认识不足。
　　二是制度制约。从户籍制度看，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，把农民拒之于城市大门之外。从土地制度看，实行土地几十年不变的承包政策，不准土地自由买卖、转让，这种制度使承包的土地成了农民离不开的“根”，不能完全从土地上解放出来。从社会保障制度看，农民进城所后不一定有稳定的收入和享受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。从教育制度看，农民子女入学还有很多困难和障碍，支付的成本大大高于有户籍的城市人口。
　　三是信息不畅。由于农村分布极其广泛，信息相对闭塞，难以得到及时可靠的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信息。从目前农民流向和流动的地区分布看，比重最大的一部分是向本省范围内的城市流动，通常占转移农民的50％以上，原因就在于农民得不到进行跨省流动的有效信息。同时，由于进城农民信息闭塞，社会经验不足，缺少捕捉就业机会的能力和手段。
　　四是素质问题。城镇就业的激烈竞争，对就业者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，相对于农民而言，受主客观因素影响，素质差别很大。素质不高的农民，进城后难以获得就业机会和相对稳定的收入，同时也难以适应和融入城市生活。
　　农民市民化是减少农民的关键所在，然而在农民市民化进程中还存在很多制约因素，解决这些问题是我们的当务之急。
      思考之一，走出认识误区，将农民市民化问题提到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来认识。
　　农民市民化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，而是与中国实现现代化密不可分。农民市民化对缩小城乡差别，加快农村农业现代化进程，乃至对促进整个中国的现代化都具有重要意义。可以说，在中国，没有农民的市民化，就没有农村的现代化，也就不可能有中国的现代化，我们必须从这个战略高度来认识农民市民化问题。
      思考之二，政府不仅要在管理和服务上创新，还要加大对农民的扶持力度。
　　农村城市化和农民市民化涉及的部门多、范围广，政府必须通过宏观调控，加强对这项工作的统一管理和服务，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，加大扶贫力度，引导农民共同富裕。尽管宁波是经济发达地区，但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，偏僻山区农民脱贫还存在很多问题。政府应根据城市的现有规模、发展目标以及城市经济增长速度和各项基础设施建设的承受能力，分年度作出具体规划，做到有计划地吸纳农民进城，有序地组织农村劳动力就业。
      思考之三，加快各项制度改革，为农民市民化清除各种障碍。
　　一要进行户籍制度改革，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，建立起城乡一体化的户籍管理制度。二要进行土地制度改革，土地的不可流动性是制约农村劳动力进城、制约城镇化的重要因素，要建立适应农村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土地流转制度。三要进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，努力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，将进城农民逐渐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来。四要进行教育制度改革，要增强教育吸纳能力，消除进城农民的后顾之忧。

      思考之四，大力发展第三产业，引导农民充分就业。
　　第三产业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载体，从目前看，第三产业过低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。而在发达国家第三产业中，社区和个人服务行业从业人员一般要占50％以上，我们目前还不到发达国家的一半。针对这种情况，应加快发展第三产业，挖掘第三产业的就业潜力，在资金上给予适当的投入。在第三产业中，不少行业如商业零售、交通运输、旅游、信息咨询、物业管理等，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，通过发展第三产业可以为农民市民化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。
　　综上所述，解决“三农”问题关键在于减少农村人口，农民市民化是减少农民的重要途径，只有让农民富裕起来，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目标。